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，高等教育的合理结构，应当是更多高校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、职业技术人才为目标.但是，我国很多地方本科院校，甚至高职院校不安于定位，纷纷想提高办学层次，办综合性院校！除了高考时，地方政府用重本率、本科率评价高中办学，刺激社会的名校情结、歧视高职教育之外，就是评价高职、地方本科办学，近年来盛行升学率指标，如以考研率评价地方本科院校办学，以专升本率评价高职办学，这种评价导向，与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背离的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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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后，与往年“状元”、高分生“满天飞”不同的是，教育部严禁宣传、炒作“状元”、高分生、高考升学率的禁令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实，即便仍有个别地区学校炒作“状元”、高考升学率，也在*一时间被追责、处理!有部分人对严禁宣传“状元”、高考升学率感到不理解：高考考出好成绩，这不是正能量吗？难道不值得宣传吗？这显然没有吃透精神.在笔者看来，严禁宣传、炒作“状元”、升学率，是为了扭转各地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，既扭转基础教育学校办学的应试倾向，又真正履行教育职责，把职业教育办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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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所学校都以学历为导向办学，如何形成高等教育合理结构？升学政绩观，是制造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办学乱像的重要根源！可以说，不扭转升学政绩观，我国的教育生态就会扭曲，既要办中职、高职，又歧视中职、高职，这怎么能办让每个学生人人有出彩机会的教育？怎么消除家长的教育焦虑？我国教育已经进入全*普及化时代，升学政绩观必须扭转了.去年，***印发了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，明确要求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，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、教育部门、学校和教师，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、经费分配、评优评先等挂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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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：只要一地还存在升学率这样的考核、评价指标，就认定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教育发展职责，没有把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作为发展教育的首要责任，据此要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，严肃追求地方政府的责任.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，2020年，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%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%.然而，我国各地家长都存在严重的教育焦虑，尤其在中考时，很多家长都抱怨我国初中毕业生有一半要进中职，上普高难，导致中考竞争激烈!
63%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学习，且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6%，职教有提升空间!当然，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，以此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，这就突出普高的地位，把中职教育人为地“分层”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!政府一直强调的普职分流，在现实中，被自身制定的升学率指标，变异为普职分层.这种操作令人匪夷所思!既然要办中职教育，认为中职人才培养很重要，可为何又要歧视自己举办的教育，把同为自己举办教育分为三六九等呢？同样的问题，也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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